高考科目改革的逻辑转向与未来展望

我国于1952年建立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为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高考科目设置成为高考制度改革最为频繁和影响最大的改革项目。高考科目设置改革逻辑的不断转向,在本质上既是中国领导下的高考制度改革者对高考科目改革历史反思和问题求解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领导下的高考制度改革者对人才选拔培养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1952年建立统一高考制度后,高考科目几乎与中学教学科目相一致。究其原因,既是当时生源不足、中等教育质量普遍不高所决定的,也与当时中学教育主要参照苏联中学教育大纲有关。随着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变为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力,高考科目设置开始由文理不分转向文理两分乃至三分,以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培养人才的现实需求。高考科目设置从“不分”到“两分”的转变过程,其核心逻辑是提高人才选拔与培养效率。但同时,文理分科也有其制度局限,尤其是“重理轻文”观念的形成,对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和文理融通知识体系的构建产生了不利影响。

1977年,高考恢复,但在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下出现了“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负担过重、高中毕业生知识结构不完备等问题,“减负”与“纠偏”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此后,高考科目设置的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即由简单强调人才选拔效率转向注重人才选拔的科学性,追求人才选拔与人才培养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高考科目的设置进入多元并置的改革探索阶段,特别是“3+X”科目组合方案的推行,使得高考科目设置在自主性、开放性、选择性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高考改革似乎陷入一个怪圈:一方面,为减轻学业负担,高考设法减少考试科目;另一方面,为不让学生严重偏科,高考又增加了涉及更多学科内容的综合能力测试。此外,设想通过“会考+高考”方案来解决学生偏科与知识结构不完整的问题,也同样未达到预期效果。

进入21世纪后,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对人才的结构与质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理分科”的高考模式与素质教育及创新型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凸显,通过高考科目的改革,引导基础教育教学变革和促进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成为新一轮高考制度综合改革的重点。从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的科目设置方案来看,除文理不分科外,还有两大变化:一是扩大了学生的科目选择权,二是扩大了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这种有效兼顾高校与学生双方发展需求的高考科目变革,是高考实现人才选拔培养一体化的理性回归。

高考上连高等教育、下引基础教育,发挥着“中大衔接”的重要功能,“中大衔接”的实质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在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方面的内在衔接。其一,高考科目设置应具有一定的兼顾性,以满足学生构建文理融通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素养的发展需要;其二,高考科目设置应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以满足学生兴趣与特长的发展需要;其三,高考科目设置应具有一定的难度差异性,以满足不同类型与不同层次大学不同专业的招生需求。

事实上,稳定性是世界发达国家“高考”科目设置的基本特征之一,注重高考科目的稳定性是高考改革的必然趋向,它符合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对稳定性、持续性要求的基本规律。伴随“十四五”期间我国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的不断推进,尤其是新高考科目设置方案的动态调整完成以后,未来的高考科目设置方案必然会走向趋同,即走向一致化,同时意味着高考制度将进入稳定期。

李木洲: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考试制度、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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